我上大学的时候 | 纪念程千帆先生诞辰110周年

    程千帆先生（1913-2000）
    今天是著名文史学家、教育家程千帆先生诞辰110周年。程千帆先生193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。曾于金陵中学、金陵大学、四川大学、武汉大学等校执教。1978年起任南京大学教授。曾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、江苏省文史馆馆长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等。著有《校雠广义》《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》《古诗考索》《被开拓的诗世界》等，主编《全清词·顺康卷》等。
    三十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中，大师云集。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，亲承音旨的机会；有的虽未尝从学，却也曾进登龙门，有所请益。现在想起来，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我跟黄季刚（侃）先生学过经学通论、《诗经》、《说文》、《文心雕龙》；从胡小石（光炜）先生学过文学史、文学批评史、甲骨文、《楚辞》；从刘衡如（国钧）先生学过目录学、《汉书艺文志》；从刘确杲（继宣）先生学过古文；从胡翔冬（俊）先生学过诗；从吴瞿安（梅）先生学过词曲；从汪辟疆先生（国垣）学过唐人小说；从商锡永（承祚）先生学过古文字学。
    我是金大的学生，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我也常跑去听，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去偷听的。我曾向林公铎（损）先生请教过诸子学，向汪旭初（东）、王晓湘（易）两先生请教过诗词。汪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，虽在金大兼过课，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，我也常常带着问题，前去请教。
    中大的管理很松，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学生宿舍里，钱也不交，就这样读四年。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。他口齿很好，字也不错，还会画画。后来在南洋大学教书，再后来到香港办了个雪曼艺文院。像这样的人，以前旧社会中可以产生。金陵大学就不一样，有秩序，办事有条理，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、纪律散漫。
    我才走进金陵大学的时候，看到那么多课程，又兴奋又紧张。我不知道搞什么好。我去问老师，各个老师的回答也不一样。季刚先生就说你首先要通章句之学，要先把书读懂读通，我对此不是很满足。刘国钧先生说要先通目录之学，治学就容易摸着门径。他引了一段章太炎的话。章太炎曾讲过谭复堂（献）有个儿子，才十来岁，并没读过多少书，可是开口就谈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九流十家，非常空疏，极不可取。所以，刘先生告诉我，治学要有门径，又不能流于空疏。后来我接受了刘先生给我的指示，从目录学入手。至于我后来专门搞诗歌，除了本身喜欢，还有些内在外在的因缘。
   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敬重的是老师的学问，至于老师们课上得怎么样倒不讲究。老师们当中，胡小石先生最会讲课，很有条理，季刚先生上课喜欢漫谈，汪辟疆先生不大会上课，有的学生讲他上课几乎是语无伦次。可是如果上汪老师家请教他什么问题，他能把有关的书一本本指示给你，然后一一讲析，令人佩服。
    在金陵大学庚子楼宿舍门前（1936年摄）
    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，谈经解字，往往突过先儒，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，而我们都认为，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的，挨骂也值得。
    季刚先生喜欢骂人，但他骂，正是对你有厚望，他帮助学生也是不遗余力。殷孟伦先生跟他念书，就在他家里念，中午都不回家，吃了六年中饭，就是让他有个好的读书环境。
    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，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表达出来，由浅入深，使人无不通晓。
   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到胡小石先生家去，胡先生正在读唐诗，读的是柳宗元《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》：“破额山前碧玉流，骚人遥驻木兰舟。春风无限潇湘意，欲采蘋花不自由。”讲着讲着，拿着书唱起来，念了一遍又一遍，总有五六遍，把书一摔，说，你们走吧，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。我印象非常深。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《唐人七绝诗论》，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，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，心与心相通，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，而不是《通典》多少卷、《资治通鉴》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。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胡先生的那份心情、态度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学到了以前学不到的东西。
    老师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，也从不保密。如翔冬先生讲授《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》，瞿安先生讲授《长生殿》传奇斠律，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，由于我们的请求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。这种精神使我终身奉为圭臬，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。
    瞿安先生的学问很有意思，他最早专门研究戏剧，后来研究散曲。他是一个大师，虽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较全面。但是他的散曲研究传给了卢冀野、任二北，曲律研究传给了蔡瑩、王玉章，对词的研究传给了唐圭璋，南戏研究传给了钱南扬。然后任先生往唐朝发展，也有的往后发展。如钱南扬先生研究宋元以后，除南戏以外，笑话、谜语都研究。
    翔冬先生工诗。己卯年仲夏，金陵大学文学院为刻其集于成都，雕板现存南京师范大学。我们本来也想把老师的诗集交广陵刻印社刻印，陶芸还抄补过老师到四川后的诗作，后来，南京师范大学方面因故作罢。他的侄子黄健中是国民党的一个政要，把他的诗集在台湾也重印了出来。
    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死后，大办丧事，颇事张扬。翔冬先生看不过，就写了一首《埋狗》诗，冷嘲热讽。诗收在他的《自怡斋诗》。翔冬先生去世后，学校当局曾向行政院请求一个表彰，也没有得到批准，可能与此诗有关。
    我跟胡翔冬先生学过诗。这位老师不但要求很严，而且脾气很大。有一次，我把几首恶诗送给他老人家看，他说：“我的一双眼睛像水银一样发亮，你要拿沙子来擦吗？”以后，我呈送习作时，再也不敢敷衍塞责。现在我也老了，想到四十多年前的这些往事，就不敢把高帽子送给学生戴。廉价的赞扬决不是栽培科学之花的好肥料。
    二三十年代，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教授的待遇很高，中大的教授每个月三百块大洋，金大的教授也有一百八到二百元。胡翔冬老师常常带学生出去玩，请学生一起喝酒，往往一个人面前半斤黄酒，吃不完没关系，不够还可以加，常去的有一家是夫子庙的小酒馆一一小乐意，每次大约只要花三四块钱。
    抗战军兴，大学内迁，老教授们也随之入川，他们习惯了安定的日子，这时候心情都不太好。翔冬先生成都白丝街住的院子里，有一棵橘子树，上面只结了一个橘子，他就请来一个漆匠，把橘子漆成黑色的。高文他们那时住在旁边，也不敢问老师，更不敢阻挡。我恰好来看老师，也看到了，也不敢问他。
    翔冬先生和陈延杰本来是好朋友，《自怡斋诗》中有不少和陈延杰（仲英，后改仲子）的酬唱诗作。后来，两个人论诗的意见不合，就不好了。老辈做人真是认真，论诗不合也会影响交情。所以，翔冬先生诗里写过：“交穷诗是鬼，肥胜酒为兵”。
    翔冬先生是有些怪。有一年暑假，我到窑湾老师家里去，看到他打着赤膊，在大厅里高坐在一个方凳上看书，旁边有好好的藤椅，就是不躺。我将先君新印的成都顾先生（印伯）诗集呈给老师，老师翻阅以后叹息道：“好多人都过去了。”言下不胜感叹。
    王伯沆先生似乎在前清有过功名，他跟陈散原先生是同辈，季刚先生等都很敬重他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居然教蒙馆的成了大学教授，伯沆先生笑而不答。他在散原先生家中做过塾师，教过隆恪、寅恪两先生，蒋天枢先生《陈寅恪编年事辑》系之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（1895）。寅恪先生因为自小从过名师，所以基础打得极好。
    伯沆先生学问很高，诗也做得好，可是不好著述，也不大做诗。他在中大教过《四书》、杜诗等课。他能把《四书》讲得十分生动好听。他对《红楼梦》很认真地批过几次，后来，赵国璋、谈凤梁先生把他整理了出来，交江苏古籍出版社印了出来。
    当时在中央、金陵两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都是一些学术文词兼擅的先生。每逢春秋佳日，他们便集会在一起，登高赋诗。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文物，就是一九二九年老师们《豁蒙楼联句》的手迹。这是七位老师用鸡鸣寺中和尚的破笔在两张长条毛边纸上写的，每人写上自作诗句，并署名其下。
    中大的教授间有“如社”、“潜社”等诗社，有时也让学生参加，沈祖棻词集中的一些，就是用社集的题目，如《访媚香楼遗址》。
    我选了这些大师的课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最吃亏的就是对整个国学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。这么好的老师黄季刚先生，他的学生也都是大师了，而我感觉声韵学比较干枯，很难学，就不选，只选了有兴趣的课，像《文心雕龙》之类。
    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在1936年的春天，写的是《少陵先生文心论》，那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，是中文系主任刘继宣先生指导的。刘先生这个人极其谦和，他拿了也没改，打了个分数，这以后就毕业了。
    曾经有人问过我：“你受哪个老师的影响最大？”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因为每一位老师都有其长处，而他们的长处我都想学到，虽然事实上，我也明白，这是无法做到的。但，杜甫“转益多师”之说，确是颠扑不破的道理。